数十年以来香港被全球的资本家和政治家视为稳定区，特别这几年被视为没有国家干预开展与大陆繁荣制造业有关的商业交易的地方。香港到1997年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它已经从东亚的资本特权地区变成了中国境内的特权地区。因此它是私人资本家积累和扩张巨大财富的展示场所，斯大林主义统治者支持该特区因为他们明白私人寡头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可以共存。
但是几个星期之前，香港的有序和不断的营业气氛被破坏了，甚至数十万年青的示威者占据了三个地区。抗议活动正在继续，不过参加率比之前小了。愤怒和担忧的来源一定会继续存在。
迫切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不同意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通过普选产生。普选权是中央政府在1990年起草的《基本法》里面的主要规定，那时北京在为香港最终回归中国做准备。2017年之前，香港居民没有选举当地政府的投票权， 该权只有北京批准的1200人行政委员会有。现在行政长官梁振英是2012年上台的，很多香港人不喜欢他，给他的绰号有“狼”和“689”等，689是他获得选票的数字。
2017年选举以及言论、宗教和集会自由的延续都是中国和英国之间协议的民主装饰，但是协议的重要基础是少数金融寡头家族持续的控制以及总部在香港的大银行大公司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当然，普通百姓获得包括足够住房和食物在内的较好生活条件权利还没有受到关注，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这一保持香港连续性的协议被概括为“一国两制”。
鉴于北京和当地当权者违背举选的承诺，年轻的示威者有理由担心政府的强硬态度会持续下去。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害怕中国有让香港与在大陆的斯大林主义政治控制制度成为完全一体的意图。另一个原因是潜在的贫富悬殊以及影响大部分人的其它社会问题。在中国统治下，巨头们进一步养肥、价格越高和生活更辛苦，甚至希望利用自己的好教育晋升的中产阶级包括在里面。
占领香港的导火索
早在这轮由于中国坚持完全控制选举而引发的抗议活动之前，存在着一些征兆，预示着香港民众，尤其是学生和年轻人，对政府的不满意可能会演变为公开的抗议。早在2011年，“占领香港”就占据了汇丰总部下面的广场，抗议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占领香港”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使之成为持续时间最长的占领活动之一。高峰时期的参加者人数曾达到一百人左右，但最终被驱散时的人数却只有十人左右。
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反对中央政府把北京批准的课程和课本强加于香港学生, 迫使香港政府撤回对中央的许诺,即在2015年前完全接受中央的教材。为了迫使中国政府允许公开选举，大规模民众抗议的想法开始蔓延。自由激进分子戴耀廷在《信報財經新聞》志上发表文章，担心中央政府会对竞选候选人进行政治忠诚度审查，未通过的就要被剥夺竞选资格。故他主张开展民众抗议。不久，一群政治倾向较温和的团体成立了，他们宣称“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 和平佔中”（“中环”代表香港金融中心）。
去年初夏，“占中”人士针对选举过程进行了一场非正式的全民公决，希望召集十万多支持者共同支持对最高执行长官的提名。香港政府对此采取政治、暴力和网络攻击，包括骚扰这些运动的网站。政府精心策划了亲政府的示威行动，其中一场游行有三万人向政府请愿，批判示威者是一群“任性的激进分子”。可是，他们未能阻止这场运动：至6月已有八十万民众参与公投，以压倒性的数量赞成政府将提名数量向民众开放。
无论香港政府还是北京方面都没有任何让步的表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个名存实亡的议会组织，被共党牢牢地控制着。它宣称中央不会对既定的选举制度有任何的改动。在香港政府和权威人士中的许多人，为了更好地持续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将公开选举活动作为一种掩护，可是又十分担忧北京方面会做出过激举动。可是，为了在华牟取暴利，他们又不得不与中央统治者达成一致，共同维护一个安全的商业环境。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担忧。
首次占领行动
占中人士计划在去年10月1号国庆节进行简短的民众抗议活动。这天恰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周年纪念日。不过，老一批自由派领导人发起的运动，相对于激进的学生和青年人来说，仍显得较为保守。9月26号，原本持续一周的学生罢课，一夜之间演变成了一场占领位于金钟的政府中心的占领行动。政府立马派出防暴警察展开逮捕。他们向示威游行者喷洒催泪瓦斯和胡椒粉。最终，有约80名示威者被逮捕。
9月26至27号，警方动用了武力，却导致越来越多的抗议者在28号涌向街头。规模估计在八万至十万人之间。这使得警方不得不使用催泪瓦斯和胡椒粉，采取大规模袭击，有效驱散了占领区的大多数抗议者。然而，他们没料到的是，这非但没有镇压住这场运动，反而使之扩散开来。周一，防暴警察撤离了现场，使抗议者回到了金钟。当晚，三处抗议者人数猛增至约十八万，导致许多道路封锁，学校停课，200多辆公交车线路被迫取消或改道。香港职工会联盟甚至呼吁工人大罢工，却没得到强烈的回应。
由于雨伞这个符号貌似具有尊严和防御的意味，所以抗议者的行为逐渐被称作“雨伞运动”。香港政府担心警方持续强硬的暴力行为会严重损害香港的经济地位，所以不得不听取北京的建议，撤走防暴警察，并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但仍然不停歇地围堵占中者。
战场就这样拉开了。一方，不断有人加入或离开占中队伍；另一方，警方多次试图减少或压制住部分示威者。只可惜胜负难分。甚至还有一些“平民”加入进来反抗占中(所谓与警察无关联的)，声称自己的生意或生活在这场暴乱中受到了威胁。反映最强烈的是出租车和面包车司机。不少人觉得这批人中不乏香港“三合会”（黑帮）成员。
政府镇压
至10月8号，示威抗议者的人数已从几天前的二十万削减到仅有几千。可是，许多道路仍遭封锁。因为早些时候，警方为了控制示威人群，找来及腰的铁栅栏作为工具。而示威者把他们捆扎起来筑成了路障。有时候抗议者筑起路障后拆掉。有时候，一小部分示威者试图守护着路障。对此，10月10号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
“占中封锁的范围远超过了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那次，唯曼哈顿下城的一个小公园被占据。这次的情形好比是，纽约的抗议者把曼哈顿地区的时代广场、哥伦布圆环广场，连同横跨车河的布鲁克林市中心一块全部关闭。一旁的警察惊慌失措，甚至担心清理街道。”
10月13号清晨，警方扫除许多障碍物，开放了城区重要街道，拥堵的交通得以缓解，但并未撤掉抗议者的营篷。后来，反占中组织，一些戴着口罩，撤除了金钟地区余下的许多路障。期间，占中者和之后闯入的人群间发生了扭打，警方逮捕了二十几个人。次日，占中者在警方移开铁栅栏的地方又立起了竹子做的路障。有好心人在一处路障旁留下了些铁链、金属丝和自行车锁。
随着拉锯战持续展开，政府开始使用其他武器威胁、分化瓦解并孤立示威人群。街头硝烟渐渐平息下来了，人们又开始把目光投向媒体。警察开始监视起网络信息栏，因为他们宣称，一名抗议分子由于在网上鼓动别人与警方对峙，已被逮捕。与此同时，北京展开了媒体活动，诽谤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占中这一工具，图谋把香港从中央手里解放出来。另外，该运动也正“积极地配合外国势力”。
雨伞运动加剧了香港和国际左派的分歧。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仿效中共口吻，宣称美帝国主义为了削弱中国势力，亲自策划组织了这场抗议运动，并提供资金援助。然而，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些阴谋论并无什么说服力。
民主选举太危险
10月20号，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向统治精英请愿时，告诉外国记者，由于民众呼吁开放选举过程的需求遭到政府反对，开始给政府施加压力，所以完全有理由对其采取压制行动。梁的措辞比以往的资本主义政客更加直白，他断言民主选举无法实现，就是因为香港有太多的穷人:
“如果这完全是场数字游戏，即数字代表一切的话，那你就不得不去和那些香港的半数民众交流，他们平均月收入不足1800美元。最终会变成低收入人的政策。”
也就是说，代表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党派和参选者，很有可能在一场真正自由的选举中脱颖而出。这是资本主义统治阶层所不愿看到的，尤其在经济困难时期。
随着街上的持续围堵，占中者之间不免产生摩擦。据报道，他们对一些问题争论不休，比方说，下一步计划如何实施、游行还要坚持多久以及使用的策略。大多数雨伞运动者各持己见，无法达成统一纲领，也无法选出特定的领导人。这点和3年前的许多占中运动如出一辙。
所以，多数占中者很有可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一些学生领导者的行为，后者曾与政府官员进行过电视辩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辩论过程中，双方的交谈都留有一定的余地。学生领导询问，为了进一步推进民主进程，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尽管他们愿意聆听学生的意见，可不容许任何形式的协商。于是有人提议，对占中进行投票表决。可由于占中者们对于提议的措辞，以及是否值得投票表决众口不一，无疑地，这一提议最终不了了之。期间，还有些抗议者跳出来辩解道，投票可能会导致退场。
占中组织人士间的矛盾反应了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尽管抗议人群各执己见，可主要还是反应了中产阶级或有野心的中产阶级学生及青年人的观念。由于中央领导的资本主义无法为他们期许一个美好的将来，对此，他们深感沮丧，渐渐积蓄了一股大胆激进的力量。可仅凭这些，不足以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即便这些年轻人对当下的制度十分恼火，可在工人阶级面前，他们依旧显得十分高调。其实，工人阶级才是唯一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力量。要知道，大陆有一批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工人阶级，他们是最隐蔽的激进分子。除了阶级精英主义，这批中产阶级分子身上还存在着一种地方主义，他们认为，相对于大陆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有一种特权。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性，抗议者甚至他们提出的议题，还是得到了香港工人某种程度的支持。许多工人与抗议者深有同感，用工人阶级特有的语言阐述他们对政治和经济的不满。建筑工人帮着抗议者一块筑路障。香港65个部门至少1314名公务员联名签署并公开发表了一份公开信，声称其内容与先前香港公务员总工会和政府人员协会所发表的反占中声明无关。但并不是所有工人都愿意支持占中者。有些甚至反对占中。原因如之前提到过的，持续的抗议活动直接影响到并打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另外，亲北京的香港工会联合会，想通过呼吁工人开展大罢工，来反对抗议者，却没有收到热烈的回应。
正值电视、报刊和占中人士对这些议题争论不休时，街头由争执引发的矛盾变得愈加恶化了。10月22号，有几伙出租车司机试图强行挪开一些路障，甚至还有人想对一处抗议者的供给站放火。当我们在写这篇文章时，抗议仍在持续，可只要不任其蔓延或深化，像现在这样的势头是维持不了多久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和民众对这样混乱的场景怨声载道，相信抗议者的热情也会逐渐消退。唯有愤怒依旧飘荡在空气中。
中国式资本主义和民主斗争的局限性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从英帝国主义手中收回香港，不仅带来了自豪感，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香港曾留住了许多流入中国的资本，今后也会扮演这样的角色。这些资本不仅来源于富裕的外国资本主义者，也来源于一些中国投资者，他们为了获得政府优惠，常假扮成海归。随着共产党的政策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不言而喻地迎合了香港更发达的私有制资本主义阶层。可是，北京方面仍旧无法长期忍受香港民众的民主期望，他们甚至感到相当恼火。所以，民主和劳工激进分子，为了摆脱中央的压迫，纷纷逃离了大陆，一直以来把香港作为他们的避风港。
对北京来说，更大的威胁是，这些运动会促使大陆民众要求类似的权利和福利。本轮抗议的早期，北京政府已经开始大力打击大陆流传的支持占中的言论。截止10月1号，报道称有近二十几个人因参与“为香港剃发”运动而被逮捕。他们用剃发来表达对占中的支持。此外，全国至少有60个人被传唤审讯。
共产党若想存活下去，唯一的方式即对香港示威游行者提出的任何要求不予批准或索性忽略。在共党统治的65年里，不知有多少民众参与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和呼吁民主的斗争被无情地镇压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共产党或党内某派别也曾容许有不同的声音出现，甚至鼓励大众首创，为党内精英服务。他们自以为能把控好局势，却不料每次波及面稍大些，就会引发一些严重危及整个统治阶层的事件。
1956年，毛泽东发起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原本想鼓励民众发表不同意见，并对党的做法提出批评。可当批评的浪潮越来越猛烈，甚至引发了由城市工人阶级最底层展开的罢工浪潮时，毛勒令禁止了这场运动，随即开展“反右运动”来攻击那些先前在运动中胆大包天口无遮拦的人。而这仅仅是开始。
1966年中旬，毛亲自执导了一场叫做文革的学生运动，想借此提高自己的威信，同时消灭异己，把党的“过失”强加在那些领导者头上。谁料，工人阶级再次参与了这场运动。1967年初，中国几个最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成千上万名工人走上街头，围绕他们提出的要求，展开大罢工。这场工人运动号召的社会主义改革，远远超出了毛对于“党内官僚主义”抨击的范畴。他们呼吁制定民主生产方案，提高大众生活水平，并消除户口(居住许可证)。户口制度把居民按城市和农村划分开来，进而分配两种截然不同的工种。
尽管众所周知，毛走的是激进主义路线，处处维护工人阶级大众的利益。可一旦他们提出的要求威胁到巩固国家资本经济发展的根本体制，毛绝不手软。他镇压了不少独立工人组织，派出红卫兵四处捣乱，剥夺了成千上万政治激进的城市居民(尤其是年轻人)的户口，规定他们“上山下乡”，并让“革命”小分队占领全国各地的工厂、大学和城镇。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回音
25年前，军队开进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地方，屠杀了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示威人群。一场为争取民权，反对深层次经济剥削所展开的斗争运动，被无情镇压了。这场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仍深深影响了今后每届党的行政机构的行动方针，所引发的教训已为党指引了一条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路线，即将大规模抗议消灭在萌芽期。天安门事件非但没能让党与群众的关系有任何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巩固了现行体制。
当然，中国民众日常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已经从早年的極权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了。可是，对于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者来说，他们依旧无法忍受并满足人们提出的任何实质性的民主要求。要巩固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必要的政治独裁地位，最根本的条件，是对大众实行残酷的剥削。总之，工人大众愈是想行使民权，愈是无法在更大层面上惠及这一阶级的需求。
今天的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理由担心，任何围绕民主权益展开的地方斗争，都有可能瞬间爆发成一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其实，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一群浩浩荡荡深受剥削的工人阶级大军。此外，全国上下还有一群姑且称之为“兴起的中产阶级”和抱有高期望值的青年一代，与香港抗议者有着类似的不满。他们抱怨身边堆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看得见却摸不着。所以，要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还需依据列夫·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唯有国际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沿着社会主义革命之路，建立一个工人国家，才能满足民主革命的要求。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今天共产党希望在香港保留的政治体系，是由港内主要的商人和金融家组成的“统一战线”。它与1949年中共统治并统一大陆后所实施的政策十分相似。毛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政策”。它旨在将国内“四大进步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统一起来，并由党来领导。
首先，工人阶级不能破坏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 其次，为逐渐形成一批资本主义农场主和谷商阶级，明令禁止农民自发组织的运动。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主张对工人阶级实行“合理地剥削”。它依旧沿用解放前蒋介石亲帝国主义政府，为管理劳动者和政府间的关系而颁布的法令，即严禁罢工且实行强制仲裁。由于阶级间被迫处于和平状态，民营企业在1950年初期的发展速度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但是，民营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在当时不过是昙花一现，是为复兴经济和管制工人阶级的初步阶段，为迎接多年后大规模的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做好了准备。然而，时代不同了。随着几年后的东欧和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垮台，我们的斯大林式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似乎在暗示我们，这一制度终将会转变成传统的资本主义形式。暂且抛开其它不利因素，首先，国家资本主义限制了许多有利于经济的武器，诸如为牢牢把控住工人阶级而避免了的大规模失业。所以，眼看斯大林统治在其它地方的相继倒台，中国也加入了转型的行列，不过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转型。
发展开放的市场模式且大规模引进外资，是现代中国资本主义必要的组成部分。香港是中国资本主义商业最大的堡垒。然而，唯一不变且不可动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绝对统治。这就意味着，大众的言论自由、组织的自行组建、普通的民主和阶级权利依旧会受到严格的限制。
今后的道路
如果想让民主特权制度在香港得以保留，最大的期望莫过于把这场运动推及至大陆几十亿受压迫和剥削的民众中去。我们目前尚缺乏明确斗争的方向和统一的领导。自文革以来，共产党不敢在任何一个村推广公民自由权利或政治民主化，却容许香港保留这些制度。唯一能解释的是，香港地区许多居民都有地方观念。他们作斗争，是为竭力保留这座城市独享的经济和政治特权。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本地人，对共产党的反对也发泄在了大陆民众的身上。
如果不想让香港在面对共党时处于孤立的境地，唯一的方法是有意识在大陆传播这场运动。其实，工人阶级反共产党统治浪潮的再次爆发，仅是时间问题。所以，香港的运动至关重要，并且可以加快那一天的到来——如果其提出的要求不仅针对香港的特殊情况，同时能吸引并满足大陆民众的需要的话。我们提出的诸如言论自由或其它一些基本权益，的确迎合了大众的口味，但若能更有针对性，便可直捣共党的心脏，使其对工人阶级无计可施。
虽然大陆每年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农民斗争爆发，可大多是孤立作战，未成气候，因为共党不允许任何自行组建的团体存在。 而香港的占中运动若能赞同并支持大陆对于独立工会、农村集会和政治党派的民主需求，或许能让大陆潜藏已久的冲突和阶级斗争一夜爆发，从而引发一场全国性的运动。
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为首的党政领导班子仅仅给世人做了一个“中国梦”的承诺，为了巩固党的专政和实行新的金融刺激，共产党鼓励农民进城市，告诉他们“你们会变得更富有”。事实上，尽管数亿的外来务工者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城市，可仍旧无法逃脱诸如二等公民或赤贫的称呼。他们创造出的财富越来越多地被政府拿去偿还银行的债务，可这群庞大的城市底层群体甚至无法得到当地政府本应提供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要使得中国工人，尤其是那些持有城市户口，条件相对优越的群体脱离共产党，我们有必要直面并对抗中国的民族主义，其试图把这场民主运动描绘成一场由外国势力教唆并参与的，企图削弱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潜质的运动。这种说法必将遭到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统一和国际主义的反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应当呼吁消除户口，拥护中国少数民族的权益，并且反对共党对弱小邻国的威胁。
然而，如果在香港民主运动中提出这些要求会十分困难，因为一旦大陆禁止国内移民，使得成千上万穷困潦倒的大陆人的地位受限，就会增加他们涌向香港及其他主要城市的机会，而这与港内的地方主义背道而驰。所以，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是为消除户口和建立平等的公民权利所提出的哪怕最基本的要求。为解决大众的需要，唯一解决办法的是工人阶级从统治者处接手中国经济工业基础，所以无论现在是共党还是外国投资者在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终会交到工人阶级手中。
今后的斗争将不会一帆风顺。如果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工人阶级浪潮，香港的抗议是达不到任何目的的。然而，只要我们能够将抗议者中最激进最有远见的那部分群体，争取到革命的工人阶级的阵营中去，形成一个青年革命阶层，对于斗争来讲，这将是个巨大的成就。此外，革命者要拥护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以及为民主权利所提出的要求，同时为大陆亟待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地下组织贡献出力量，争取早日成立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党。